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当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竭尽所能想如何才能不让老师发现自己喜欢上某人,等到毕业然后大家工作很长时间以后说起此类事情都是一副恨当时胆子太小思想幼稚的表情,然后都纷纷表示现在如果当着老师的面上床都行。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当我们都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老夏已经建立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中国走私汽车的老大。而老夏的飙车生涯也已走向辉煌,在阿超的带领下,老夏一旦出场就必赢无疑,原因非常奇怪,可能对手真以为老夏很快,所以一旦被他超前就失去信心。他在和人飙车上赢了一共两万多块钱,因为每场车队获胜以后对方车队要输掉人家一千,所以阿超一次又给了老夏五千。这样老夏自然成为学院首富,从此身边女孩不断,从此不曾单身,并且在外面租了两套房子给两个女朋友住,而他的车也新改了钢吼火花塞蘑菇头氮气避震加速管,头发留得刘欢长,俨然一个愤青。
开了改车的铺子以后我决定不再搞他妈的文学,并且从香港订了几套TOPMIX的大包围过来,为了显示实力甚至还在店里放了四个SPARCO的赛车坐椅,十八寸的钢圈,大量HKS,TOMS,无限,TRD的现货,并且大家出资买了一部富康改装得像妖怪停放在门口,结果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才有第一笔生意,一部本田雅阁徐徐开来,停在门口,司机探出头来问:你们这里是改装汽车的吗?
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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